e 下文将事务与内容合法化链分为两段并分别展开分析，第一段为人大与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之间，第二段为政府各部门内部。
既然监督是相互的，就必须对要求对象进行扩大解释，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在宪法上处于并列地位，没有理由前者可以监督而后者却不能监督前者。57受这种‘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担心因宣布法律法规违宪无效而破坏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和谐，不愿通过硬性和严格的程序规则去解释宪法，而是以具有协商程序的立法替代宪法解释。
2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页。民主集中制原则较多强调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因此其他国家机关间的相互监督在1982年《宪法》中并不完整。22林来梵:中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国式的‘鸡肋，载[法]费迪南德·梅兰-苏克拉马尼昂、韩大元主编:《中国与法国的合宪性审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在权力行使无章可循的前提下，要求主体自然更倾向消极怠工这一安全的保守立场。在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家权力机关之下的其他机关包括国家元首、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及2018年修宪新增的监察机关。
事前的依提请审查规定于1958年宪法第61条第2款，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和1974年修宪后的60名国民议员或60名参议员有权将法律在其颁布前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9 审查要求权不仅仅在效力上强于审查建议，而且在一般意义上也是审查启动机制中效力最强的机制。这是一种既减少部门数量，又提升职能质量的方法。
[41] 韩冬雪：《理解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国家职能》，载《国家治理周刊》2014年10月版。简政放权，实质上是从实体上解决行政职能的问题，即将行政任务的总量做精、做小。[78] 石佑启、黄新波：《我国大部制改革中的行政法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缺少阳光与目光监督的内部行政程序也容易发生权力滥用，或者造成腐败。
2013年改革，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稳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2008年改革，主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不清、政出多门等问题。
一方面，它回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自此官方的正式文件都下正式沿用这一提法，理论与实务界的认识与定位日趋一致。工业革命以来，行政任务日益扩张与细分，从传统的秩序维持到现代的人民生存照顾、国家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诸领域，已无不成为行政之任务。其次，以原有的一个部门职责为基础，整合其他部门的职责，重新组建原有的部门为大部制，不再保留其他部门。
[56]特别是在机构改革的场景下，大部门体制下的内部行政将成为未来行政法亟需关注的焦点问题。1．遵循部门规律，整体构建内部行政。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持续扎实推进简政放权，截至2018年4月，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了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了90%，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商事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69] 参见肖金明、李卫华主编：《行政管理体制法治化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结构优化是指大部门体制下内部各部分、不同机构协调发展，各种要素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各种资源配置优化合理的过程和状况。[30]将政府所承担的这些行政课题或行政任务，不分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作为整体来把握，所关心的是这些事务被分配给什么机关。
[87]3．行政行为反馈系统。[68] 连宏华：《组织重组理论之探讨》，载《中国行政评论》第8卷第3期。
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首次界定政府的三大职能模块。[37]值得说明的是，上述理论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调事务分配的专属性，原则上一项事务只分配给一个行政主体行使。但对大多数行政机关而言，主要的改革变化依然是政府内部行政职能的调整与变迁，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并非绝对的新常态。[17] 黄锦堂：《行政组织法论》，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4页。[54]综上，通过流程再造与清单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机构改革后各部门应当做什么、如何做和不能做什么的问题，适应了机构改革的变化，明晰了行政主体的应有职责。因此，内部行政工作需要从传统的封装状态向开放行为转变，在内部行政过程中应当允许公众的参与，保障公众的言语陈述和利益表达权益，展现内部行政的行为过程。
通过行政流程再造，使清单管理升级换代。在讨论国家应承担事务以及承担该事务的组织机构基础上，遵循补充性原则，从整体上讨论将国家事务尽可能地委让给对州、地方团体或民间企业。
再次，根据部门所处理的人或事来划分组织，即人或事标准。行政行为方式的革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包括传统方式的改造库，又包括新型方式的备选库。
[2]1993年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强调政企分开。关键策略为一处收件全程服务，机关应设置单一窗口全功能服务柜台，提供跨机关或部门整合服务。
2018年改革，适应国家治理现代的需要，推进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改革，将在下文具体展开。[50]因此，流程再造的重点是根据机构职责调整的情况，及时更新权责清单。因此，政府和非政府主体是在丰富的制度背景下行事，以彼此互相关联的方式行事，在法律规则、非正式实践和共识的背景下行事。[51]经过流程再造，机构改革后的行政职能应当是科学高效的。
内部行政 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充分体现了党政协同、优化职能等新时代特点。[58] See Bruce．Wyman，The Principles of theAdministrativeLaw governing theRelations of Public Officers ，Minnesota Minn. Keefe-Davidson Co.，1903，p22. [59] 郎佩娟：《积极稳妥推进新一轮机构改革》，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2期。
[74]理想的做法是将内部行政的依据、程序、内容等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比如机构改革缺乏全局思维，过于回避党政关系，机构改革主要在政府，党群关系基本不涉及。
行政权可以细化为几种类别，不同性质的职权有不同的特点与运行规律。图1 传统行政行为方式流程再造图 其次，把握时代脉博，对新型的行为方式进行类型化，构建复合的行政方式体系。
社会管理是指对关系安全、秩序、权利保障的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营造良好的社会运行体系。[88] 图2 复合行政行为方式体系效果图 四、结语 改革构成了中国社会近40年来的主旋律，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潮流，也是行政法学的基本趋势。[66]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层级简单，易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因此要按科学性与整体性的要求调整机构，多余的取消，重叠的合并。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动的。
[18] 陶品竹：《中国行政法学体系的反思与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经过改革，国务院机构得到了较大精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开始理顺，但转变职能却未取得较好效果。
[79]世易时移，变革宜矣。[68]因此，在执法权相对集中的同时，内部分权显得尤其重要。
关键策略为现场受理连线申办，透过网络及行动载具，由第一线人员主动到府服务。[9] 竺乾威：《改革的逻辑：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
